王夫之

  王夫之的著述有一百多种,四百多卷。今人编有新点校本《船山全书》,由岳麓书社于1988—1996年出版,大体收罗完备。其中,哲学著作有:《周易内传》《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诗广传》《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解》《庄子通》《张子正蒙注》《思问录》等;史论与政论有:《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等。夫之于暮年回首平生,感慨系之,自题墓石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刘越石,即东晋的刘琨,与闻鸡起舞的祖逖均为发愤图强,矢志报效国家、民族的英才。上句表达的是民族与政治的情怀,是未能实现抱负与夙愿的惆怅。下句表达的是他的学术渊源与归属。夫之仰慕、继承、光大的是张载的哲学,视之为“正学”,并谦虚地说自己才力有限,赶不上张载等先儒。夫之强烈批评佛道二教;批评地理解和继承宋明理学;对陆王及其后学的批评也甚为尖锐,力求使学风由虚返实;对程朱后学亦有批评,然其学仍有程朱学术的色彩。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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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16l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其祖原
夫之江苏高邮人,因随燕王朱棣“靖难”南下,以功授衡州卫指挥金事,世袭武职,居湖南衡阳。王夫之晚年隐居在湖南的石船山麓,故后人称他为船山先生。他是明末清初的伟大哲学家,我国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
王夫之幼年勤奋好学,智力过人,其父是当地有名的学者,家庭环境对他影响很大。因此,他4岁开始入私塾,7岁读完了五经,10岁时,他父亲给他讲儒家经典。14岁中了秀才。24岁中了举人。这时,在他父亲的督促下,又进京考进士。因当时李白成、张献忠农民起义,时局紧张,上京之路已经不通,他只好返回家乡。
1643年,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占衡阳,聘请王夫之参加起义军。他拒绝从军,并藏在南岳双峰下的草舍中,义军胁迫其父为人质,他得知后,刺伤脸部和肢体,去见义军。经过交涉,起义军看到他那种样子,释放了他父亲,他也乘机逃走了。明朝灭亡后,他在衡山起兵反清,阻击清军南下,兵败后,奔赴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后因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到桂林投靠翟式粕,不久,瞿式耜殉难,他也从此浪游于湖南的语溪、郴州、耒阳、晋宁、涟郡一带。降清将领吴三桂攻占衡州后,曾派人请他出来做官,他坚决不做,清朝官吏带了许多礼物拜访他,他拒之门外。他认为,农民^造**赶走皇帝,那是大逆不道。清兵入关,夷人统治汉人,更是不合理。所以,他看到明朝大势已去,就回乡隐居于湖南湘西苗瑶山洞,最后定居于衡阳的石船山,闭门著书。他隐居后,仍然坚持了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精神,至死都没有按照清朝的法令剃发留辫。他著书也是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一生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至死不变。
由于他生活在动乱的年代,经过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经济上也是极为困难的,写作连书籍纸墨这些基本的条件都不具备,有时不得不向别人讨些废旧帐簿来用。正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体验人民的饥苦,这对他的学术成就有很大帮助。正如他自己1692年为自己题的《碑铭》所说的:“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这就是说,他在政治上要像西晋的刘混一样,尽力挽救国家危亡;而在学术上坚持北宋张载的唯物主义思想。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由于他不倦地努力,著作涉及面很广,学术成就很大。他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都有研究,尤其是在经济、史学、文学等方面成就更大,他的主要贡献,是在哲学上总结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他在批判宋明理学的斗争中,继承和发展了王充和张载的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批判总结了古代哲学的各家各派,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把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推向一个新高度。他一生著作很多,共有320卷,100多种,800万字。主要著作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黄书》、《疆梦》、《读通鉴论》、《宋论》等。
他在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如理气问题、道器问题、有与无的关系问题,等等,都进行了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理气问题,他继承和发挥了张载的“虚空即气”的唯物主义观点,强调气是一切变化着的物质现象的实体,是客观存在。他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凡虚空皆气”。这就是说,世界的本体,是物质的气。他还进一步强调“气”是客观存在的。他说:人的“目所不见,非无色也。耳所不闻,非无声也。言所不通,非无义也”。因此,不能因为感觉不到,就说“无”。“气”在构成万物时,由于聚散的不同,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这种有形和无形’,只是形态上的不同,并不是有和无的差别。他还用“气”的观点,论证了物质不生也不灭。他说木柴燃烧化为烟和灰烬,好象什么也没有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它的一部分化成水,归入大自然中的水,一部分烧成灰土,归入大地上的土,没有烧尽的木头,仍是木头。这些既不生也不灭,世界是不生不灭的。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提出“理即气之理,而后天为理之义始成”。有力地批判了宋明理学的“理在气先”、“理在事先”,即精神先于物质存在的唯心论,否认了离开物质运动而独立存在的客体精神——理。他还发挥了张载“理也顺而不妄”的观点,说明了理不仅在气中,而且是气的运动变化,有它的“必然”——规律性。
王夫之在道器关系上,他批判了宋明理学中的“离器言道”的唯心主义论调,对道器关系作了新的发挥。他说:“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所谓“器”,就是指客观存在的各种具体物质,所谓“道”是具体事物的规律;没有事物,运动的规律就是不存在的,所以“道不离器”。他还认为,“无其器则无其道”,即没有事物就没有事物的规律,只能说规律是事物的规律,而决不能说事物是规律的事物。他举例说,在没有弓箭的时候,当然就不会有关于射箭的道理;在没有车马的时候,当然就不会有关于驾车的道理,等等,总之,当有某种事物的时候才会有关于它的原则、道理和规律。同时,他还认为,随着“器日尽,而道愈明”,意思是说,随着事物向前发展,它所表现的规律也就愈明显了。他的“道不离器”的观点,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观点,为他的唯物主义体系奠定了基础。
王夫之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时,还提出了—些辩证法的学说。在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认识是主客观的统一。他说:“形也,神也,物也,之相遇知觉乃发”。这里,他所说的“形”,是指人的感觉器官,“神”是人的思维活动,“物”是指外界事物。这就是说,这三者相结合,人才能有认识。当然,他还不可能把认识提高到感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的高度,但他已看到人的思维活动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这是符合唯物反映论的原理的。
王夫之在物质运动问题上,认识到物质运动的绝对性,批判宋明理学的形而上学不变论。他说:“天下之变万千,而要归于两端。”意思是说,世界变化无穷无尽,究其原因,是由于气中存在着两端,“两端”就是事物存在的两个方面,比如阴和阳、刚和柔、动和静、聚和散等。任何一个事物都包含着这“两端”。他认为静与动的关系是辩证的,他说:“静者静动,非不动也”,
“方动即静,方静施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这就是说,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如江河之水,表面看来,似乎古今一样,其实今水已非古水。他认为“天地万物,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他还阐述了“道日新”、“质日代”的发展变化观点。他说:“天地生物,其化不息”,是说事物是永远发展变化的,不可能“废然而止”。这里,他修正了张载的“日月之形,万古不变”的观点,更有力地抨击了宋明理学:天不变,道也不变的唯心主义观点。
王夫之还应用唯物主义自然观去观察历史,提出“理”、“势”统一的历史观。他把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和必然趋势,叫做“势”,把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叫做“理”。他提出了“于势之必然处见理”的观点,即人们必须从“势之必然处”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他还进一步提出,历史既然有“理”和“势”,治天下就必须要“循理”、“乘势”,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因此,他强调,历史发展不能凭主观意志,而必须遵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他还重视人的能动作用。他认为,从一种客观可能性变为社会现实,必须通过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在历史观上,虽然他反对了历史倒退论,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但他的历史观还是唯心主义的。
总之,王夫之的哲学成就是巨大的。他不仅全面地继承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思想成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突破,有所建树。他对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的历史观归根到底还是唯心主义的。

  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十分丰富。熊十力对王船山学术的路数与特点有精到的概括:“晚明有王船山,作《易》内外《传》,宗主横渠,而和会于濂溪、伊川、朱子之间,独不满于邵氏。其学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论益恢宏,浸与西洋思想接近矣。”熊先生认为,船山“足为近代思想开一路向”,可谓深中肯綮。熊先生对船山的定位是十分确当的。

今年是王船山诞生400周年。王船山,名夫之,字而农。为了纪念这位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衡阳市人民政府等单位将于近日在湖南省衡阳市举办“王船山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本刊撷取部分会议论文,以飨读者。

王夫之(1619~1692)

  “气”是王夫之哲学最重要的范畴。王夫之把“太虚”“太极”“太和”“诚”等范畴都讲成“气”,或视为与“气”等值的概念、范畴。他的宇宙观是“太虚即气”“太虚一实”的气化宇宙观。在理与气的关系上,“理在气中,气无非理;气在空中,空无非气,通一而无二者也”(《张子正蒙注•太和》)。

王夫之的着述有一百多种,四百多卷。今人编有新点校本《船山全书》,由岳麓书社于1988—1996年出版,大体收罗完备。其中,哲学着作有:《周易内传》《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诗广传》《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解》《庄子通》《张子正蒙注》《思问录》等;史论与政论有:《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等。夫之于暮年回首平生,感慨系之,自题墓石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刘越石,即东晋的刘琨,与闻鸡起舞的祖逖均为发愤图强,矢志报效国家、民族的英才。上句表达的是民族与政治的情怀,是未能实现抱负与夙愿的惆怅。下句表达的是他的学术渊源与归属。夫之仰慕、继承、光大的是张载的哲学,视之为“正学”,并谦虚地说自己才力有限,赶不上张载等先儒。夫之强烈批评佛道二教;批评地理解和继承宋明理学;对陆王及其后学的批评也甚为尖锐,力求使学风由虚返实;对程朱后学亦有批评,然其学仍有程朱学术的色彩。

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字而农,号□斋,又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他所生活的时代,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而以民族矛盾为主的社会背景上,又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百家争鸣”的高潮。他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以开“六经”生面而振兴民族为己任。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位富有创见的大师,其学术成就精深博大。他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阐发其精华,不仅在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论等方面都有所发展,在心理学思想方面也是“推故而别致其新”,达到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最高阶段。

  “理与气互相为体,而气外无理,理外亦不能成其气,善言理气者必不判然离析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十分丰富。熊十力对王船山学术的路数与特点有精到的概括:“晚明有王船山,作《易》内外《传》,宗主横渠,而和会于濂溪、伊川、朱子之间,独不满于邵氏。其学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论益恢宏,浸与西洋思想接近矣。”熊先生认为,船山“足为近代思想开一路向”,可谓深中肯綮。熊先生对船山的定位是十分确当的。

王夫之从气本体的唯物一元论出发,提出了心理学思想的基本观点。关于形神关系。他肯定心理离不开人的形体:“心之神明,散寄于五脏,待感于五官”(《尚书引义》卷六)。关于心物关系,他认为心理离不开外物的影响,必须“内心合外物以启觉,心乃生”(《张子正蒙注》卷九)。他还初步触及到心理与活动的关系,认为人的心理只有“昼夜用而不息”才能发展,人的才能“以用而日生”,人的思维“以用而不竭”(《周易外传》卷四)。在人性论问题上,他提出了“性日生日成”的命题,指出人性不是“一受成型”,而是“屡移而异”,“未成可成”,“已成可革”(《尚书引义》卷三)。因此,他就特别强调“习与性成”,肯定随着习的形成和发展,性也一起获得了形成和发展。

  “气者,理之依也。气盛则理达。天积其健盛之气,故秩叙条理,精密变化而日新。”(《思问录•内篇》)

“气”是王夫之哲学最重要的范畴。王夫之把“太虚”“太极”“太和”“诚”等范畴都讲成“气”,或视为与“气”等值的概念、范畴。他的宇宙观是“太虚即气”“太虚一实”的气化宇宙观。在理与气的关系上,“理在气中,气无非理;气在空中,空无非气,通一而无二者也”。

王夫之根据自己唯物主义心理学思想的基本观点,对人的各种心理都作了比较正确的解释。在认识过程方面,他肯定认识的基本条件是形、神、物“三相遇而知觉乃发”(《张子正蒙注》卷一)。认为耳目之官是重要的,“无形无象”的心“必依所尝见闻者以为影质,见闻所不习者,心不能现其象”(《张子正蒙注》卷三)。但耳目之知也有局限性。它犹如镜子,只能见物之影,不能见物之理;在认识外物时,必须既用耳目,又用心思,才能获得既见影又见理的完全知识。关于知行关系,他建立了“行先知后”、“行可兼知”、“知行相资以为用”、“知行并进而有功”的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学说,达到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知行观的最高峰。在情、欲问题方面,他不同意“性之生情”的说法,认为人初生只有“甘食悦色”一类的“好”,然后在此基础上“蕃变流转”,而逐渐发展为喜、怒、哀、乐、爱、恶、欲种种情感。他把欲依次分为声色、货利、权势和事功4种。他反对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提出了“理欲合性”,即天理和人欲都合乎自然的见解,从而肯定人们对待情欲的正确态度,应当是遵循“□矩之道”,“整齐其好恶而平施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一)。在志、意问题方面,他认为志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本质特点,其基本命题为,志是“人心之至”、“心之所期为”;意是“因事而发,欲有所为”。志与意相较,其各自的特征是:意是“因一时之感动而产生”,志则“未有事而豫定”(《张子正蒙注》卷四);意“乍随物感而起”,旋起旋变,志则“事所自立而不可易”(《张子正蒙注》卷六)。在智、能问题方面,他说:“以性之德言之,人之有知有能也,皆心固有之知能,得学而适遇之者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三)“心固有之知能”,系先天因素;“得学而适遇”,系后天因素。可见他明确主张智、能是在先天的“固有知能”的基础上,通过后天的“得学而适遇”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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