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年15:词的由来及承袭【二】

有时候真的很羡慕古人。没有发达的现代科技干扰心灵的宁静,交通不便反而平添许多诗意。“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这意境如今也只能在诗里寻觅了。

【专题:雅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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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词谱

词的平仄格式来源于近体诗的声律要求。近体诗要求一句中平声字与仄声字(上、去、入声)交错使用,以使音节抑扬起伏,避免单调。词由于句式差参不齐,从一字句到十一字句错综使用,因而平仄的格式比诗律更严格更复杂,“审音用字”非常讲究。后人把前人每一种词调的作品的句法和平仄分别加以概括,建立了各种词调的平仄格式,这就是词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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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也讲究对仗与用韵,总的说来,比诗要自由得多。唐五代、宋初文人词所用的词调基本上都是小令。以短章小词配合令曲,表现力受到很大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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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想风雅越来越难了。打开电视有肥皂剧,上网声色光影无处不在。周国平说得好,人们但凡有了实际的消遣,就不会坐下来读书。膨胀的物欲诱惑着我们,再也无法享受生命中最原始的快乐。

五、词变

随着宋代“盛世”局面的到来,歌台舞榭间传唱的词,也呼唤着新声。宋仁宗时期,一生飘泊、沉沦潦倒而又精通音律的柳永与民间乐工、歌妓密切合作,创制了新的腔调,终于将体制短小、音促弦急的小令衍为体制宏大、音缓拍慢的长调,把词的发展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词的篇幅拉长了,容量加大了,表现手段自然也推陈出新。柳永把汉赋辅张扬厉、纵情描写的表现手法大量运用到词中来,使词作层层铺叙、淋漓酣畅,并善于吸收民间俚俗语言,与前代文人词大异其趣,很快风靡一时,以至于“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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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晚期的文人周邦彦在继承柳永的基础上,把慢词长调的创制带到了一个新的境地。他一方面继续创制新调,音声更为繁复多变,章法多出奇创新;另一方面由于他精通音乐,工于声律,所以整理词调,审音制律,使长调走向精严的格律化。他也有意识地摒除柳永词的“俚俗”,走上了一条“醇雅”之路———影响了整整一代宋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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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柳永、周邦彦在词史上的贡献在于词法的扩展和完善,词风词境则仍不过花间月下、醇酒尊前、男欢女爱、离愁别绪之类的婉约柔媚词。这固然与词体的协乐而歌分不开,但北宋升平时代城市经济的高度发展、商品经济的日益兴盛及因之而来的城市繁华富丽、歌咏升平的生活面貌才是北宋词坛一片“绮罗香泽之态”、“宛转绸缪之度”的深层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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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柳永的词,代表了城市市民文学,与重道、崇雅的正统文学大异其趣,纯粹是一种俗文学。
在狭小的视野里精细地描摹刻镂个人的恋情婉思,阻碍了词的进一步发展。词要获得新的生命力,就必须从“应歌”和“艳科”的圈子里走出来,拓宽意境,扩大表现功能,表达多侧面的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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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豪放杰出的苏轼身上。在他之前的范仲淹、王安石已把词的题材向宽拓展,苏轼则在题材、内容、风格、气势上都彻底为词体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面貌。一扫香软柔媚的儿女脂粉气,用词尽情地表现人生中各种各样的情趣和感慨,表现出强烈鲜明的个性色彩。词风慷慨激昂、豪迈雄壮。他打破词调的僵化,摆脱了音乐、声律对词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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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词人刘辰翁在《辛弃疾词序》中称:“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词一出,因其作者的人望和文名,又因其高雅的词风,文人、士大夫对词(主要是雅词)的偏见逐渐消除,加入到作词的行列中来,宋词才由此走向了全面的繁荣。至此,词坛上婉约词与豪放词两大艺术风格也正式“分庭抗礼”,雅正词也逐渐取代了柳永以来俚俗词的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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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至南宋,在北宋的基础上,达到极盛。苏轼之后,北宋词坛仍以传统的婉约词为主流。北宋末年,官僚士大夫纵情声色、挥霍侈糜,词坛上充斥着颓靡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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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之变”后,面对国家的危亡,民族的耻辱,人民的苦难,文人再不能沉潜于剪红刻翠、浅斟低唱的创作中。收复沦陷的国土,解救苦难的人民,成为这场巨大民族灾难中振奋起来的爱国主义文学的主题。这种慷慨激昂的情绪,自然不是婉约柔媚词风所能表达的。一些词人自觉地将家国之痛、身世之慨倾注于笔端,以词的形式悲歌呐喊,走上了苏轼开辟的词体解放之路。

这就是南渡词人群,代表人物有李纲、岳飞、赵鼎、张元干、胡铨等。女词人李清照南渡以后婉约词的词风也有明显转变,融入了家国之恨。

在南宋成长起来的陆游、张孝祥等发扬南渡词人的爱国豪放词传统,词风进一步成熟。辛弃疾的出现,标志着豪放词高峰期的到来!他用词抒写积郁于胸的真情实感,表达收复中原、抗金救国的坚定决心,批判妥协投降政策,抒发壮志难酬的悲愤。他还写下了大量歌咏壮丽河山、描绘田园风情的作品。他进一步解放词体,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不仅以文为词,以诗为词,甚至在词中任意驱遣经、史、子、集,大量用典。他成功地吸取婉约词的艺术经验,在苏轼及南宋豪放词的基础上,形成了雄豪、博大、隽峭的“稼轩体”。他彻底打破了婉约词一统天下的格局。此后,几乎所有的南宋词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稼轩体”的影响,向他的词风倾斜或渗透。稍后的陈亮、刘过,南宋后期的刘克庄,是辛弃疾后南宋豪放词的代表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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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南宋苟安局面的形成,江南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

“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南宋·文及翁《贺新郎》)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林升)。

江南水乡、西子湖畔的绰约风姿,临安城里的歌舞升平,再次为婉约词的复兴提供了温床。当然,辛派词人也创作过一些婉约词;南宋前期也有些人坚持着婉约词的创作,但总的说来,南宋前期是爱国豪放词统治词坛的时代,婉约词没有多少影响。直到姜夔出现,南宋婉约词才又大放异彩,获得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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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派豪放词的推动下,婉约词难再重蹈传统老路,必须选择一条革新之路。由于统治者的倡导,及一些文人士大夫的实践,儒家“乐而不淫”、“温柔敦厚”的诗教之说逐步渗透到词坛中来,婉约词向着雅正方向演变。雅词的艺术追求是通过“雕琢之美”实现的,因而词的格律、用字更加工整完美。雅词不仅努力摒去传统艳词的“浮艳”、“淫佚”,而且着力表现士大夫文人“风雅清脱”的生活情致,并抒发他们对锦绣河山的热爱及家国、身世的感慨,从而部分地拓宽了词的题材。

姜夔存词仅八十余首,但几乎都是严肃认真与精雕细刻之作。他继承周邦彦格律精严的传统,又着力于新的发展;矫正了艳词的圆俗与软媚,又纠正了辛派末流词人的粗糙与叫噪,开创了幽韵冷香、骚雅峭拔的词风,影响了南宋后期的一批词人。

清人朱彝尊在《黑蝶斋诗余序》中说:“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夔一体。”

汪森在《词综序》里也有类似的评论:“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亦夫、周密、陈允衡、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譬之于乐,舞箫至于九变,而词之能事毕矣。”

从而造就了南宋一大批婉约、格律词人。其中吴文英在词艺深化方面又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开创出一种超逸沉博、密丽深涩的词风。辛弃疾、姜夔、吴文英鼎足而三,其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技巧、风格体式,均已达到极致,堪称词史的高峰之巅。唐宋及后世所有的词人,都未能超出他们的成就。

《绝妙好词》收选的就是南宋婉约、格律派词人的作品。尽管豪放派词人的作品也有收录,但皆取其婉约、雅正之作。它的问世反映了当时词坛的风尚与选编者周密的艺术追求。本书在元明数百年间版本少有流传,不为世人所知。

———南阳-古雅月整理

相比之下,古人则显得从容不迫又宁静淡泊。“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那是怎样令人向往的写意!窗外是青山绿水,四季有梅菊兰竹,可以泛舟夜宿,可以偃仰放歌。星夜有渔歌相伴,黄昏与飞鸟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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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说“诗言志,词传情”,盛唐诗人有多少挥之不尽的豁达,宋代词人就有多少诉之不竭的愁怨。“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欲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是久病不能赴会之愁;“酒意诗情谁与共,泪溶残粉花钿重”是寂寞闺愁;“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是相思之愁;“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是壮志未筹;“一川烟柳,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是闲愁;“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触目皆愁。

17书妙笔福:鸡杀人鱼放火

宋词细腻、凝练、含蓄蕴藉。词人寥寥数字就能道出我们无法言传的情思,反复品味只觉满口余香。读宋词需要一个极其平和的心境,最好带点伤感的情绪,方能体味那穿越千年仍不褪色的淡淡忧伤。这忧伤绝非某些现代文人酒足饭饱后的无病呻吟,而是经过反复锤炼的赤金。

唐人有时会通过诗委婉地表达他的意图,例如孟浩然那两句“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就是想找人引荐他做官。但词好像就没这个功能了。词是用来谴怀的,是私人化的。不必说明什么,所以不用冠冕堂皇,茶余饭后信手拈来,就像我们写博客一样。不同的是词牌的约束让词简约而言之有物。

唐诗读来爽快,宋词叫人惊艳。有些句子只能用绝妙来形容。陈克的《临江仙》中的两句每次读来都感佩不已,“疏髯混如雪,哀涕欲生冰”“别愁深夜雨,孤影小窗灯”,形象到呼之欲出。

苏轼的豁达,稼轩的豪迈,李清照的婉约……各占其美。宋人的豁达总有几分无奈在里面,无论“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版尽清欢”,还是“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都有些消极意味,纵然把酒言欢,仍旧心有所恨。最喜欢的还是晁冲之的《临江仙》:

忆昔西池池上饮,年年多少欢娱,别来不寄一行书。寻常相见了,犹道不如初。安稳锦屏今夜梦,月明好渡江湖。相思休问定何如。情知春去后,管得落花无?

宋词的境界之一:日月同辉

词体文学根源于佛道文化,全盛于以儒释道文化为境界底蕴的宋词。宋代理学的内涵与智慧,使宋代的词体艺术大放光芒,如同经天的太阳,在经历了孕育、初始、成型并走向成熟的高峰,开创了宋代文学的壮观与辉煌,使宋词与唐诗并绽,成为中国古代文明长空的两道经天光耀的壮丽彩虹。

宋朝文化的太阳,如同宋代的南北政体一样,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绽放形式,表现出一种无极生太极、太极分两仪之形式,阴阳共成,日月同辉。道儒合流的儒学,与佛家学说共存;儒家的理学与心学并蒂;璀灿绚丽的宋词与散文同辉。

辉煌的宋词,表现在风格上,有婉约与豪放的交响;表现在内容上,是俗艳与雅正双存;表现在作者性别上,有男女词人共名;表现在宋词的内涵上,有入世与出世并举……在北宋的词坛,宋词呈现出一种内涵与艺术的双高峰,是以东坡居士苏轼为代表豪放派清真居士周邦彦为代表的婉约“集大成者”的典雅境界;在南宋词坛,宋词同样呈现出了双峰并峙的辉煌景象,是以婉约与豪放分镳并驰又合而为一的大儒词人辛弃疾为首的辛派词人,和以思想意蕴与艺术境界高雅脱俗的白石道人

宋词的境界之二: 艺术的拯救

宋初,青楼歌坊繁盛,因此俗惑艳媚之词极度泛滥。朝庭的士大夫们,极尽享乐,观妙龄女子“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于浅斟细酌之际,听娇声曼唱、艳曲小调,充满对声色的追求,享乐本能的满足,呈现出一种群体人格堕落的淫腐之风(或许,这也正是宋朝后来被野蛮民族灭掉的一种征兆)。

这时宋词的内容,主要是以表现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为主,其主流倾向正是当年被孔子屏弃为淫靡的“郑声”一流。这种曲词,只有表层次上的享乐生活追求,而没有更深层的意蕴供回味,与风雅背道而驰。

人们一面享受、沉湎于声色快乐,同时又觉得不合雅趣,有失颜面,进行着自我掩饰与辩解。兴发情动,形诸歌咏,贪图享受之欲望人所难免。

为了将这种艳情的表述含蓄化、朦胧化,又似有兴寄,有无限言外托喻之想,将字面、句子、声韵加以锻炼,具有典雅之风貌,这样便接近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儒家标准。

这样,对宋词创作“去俗复雅”的艺术拯救,便成为词人们一种努力和追求。创作上“去俗复雅”,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个人努力到形成流派,已经成为宋代词坛的一种必然趋势。

千载以降,儒家“雅正”的审美观念,一直成为历代文人创作的中正标准。这种标准,主张文学应具有“兴、观、群、怨”的社会功用,表现上应含而不露、委婉得体,称之为“温柔敦厚”。

孔颖达《礼记正义》疏云:“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它的内涵。一是指作品的道德功用,要表现一定的社会伦理道德,谓之“尽善”;二是指文学的表现,必须含蓄委婉、中和得体,谓之“尽美”;使之具有“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的社会效用。

这种“温柔敦厚、尽善尽美”的儒家传统审美意识,早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民族审美需求。王灼《碧鸡漫志》曰:“或问雅郑所分,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张炎《词源》中指出:“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陆辅之《词旨》言:“雅正为尚,仍诗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词”、“凡观词须先识古今体制雅俗。”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标举“八体”,首推“典雅”,“器成彩定,难可翻移”,要求为文,应该从“雅制”正途入手,以免堕入“淫俗”之魔道,曰:“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初唐陈子昂倡导诗风革新,著《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曰:“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清代刘熙载《艺概》说:“词尚风流雅正。”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入门之始,先辨雅俗。”王国维《人间词话》亦言:“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二十四诗品》比喻“典雅”“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雪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人曰可读。”

努力摆脱俚俗粗鄙、复归于风雅之正途,“去俗复雅”之努力,在宋初,便成为词人们的一种迫切而强烈的不懈追求。这种“去俗复雅”的“雅化”进程,正是宋词在内容上不断净化的一个过程,在艺术上不断地升华、完美的一个过程。

从“无复正声”俚俗粗鄙的民间词——花间尊前的宴乐艳科文学,逐渐地演变成充满文人风雅情趣精致的阳春白雪,词的创作逐渐地摆脱了鄙俗的语言和风貌。自北宋之初小令词家的闲雅舒徐,至北宋末大晟词人的精工典丽,再到南宋雅词作家群的蔚为大观,这一过程,被称之为“去俗复雅”的“雅化”进程。

入宋以后,整个社会纵欲享乐、不思进取之风大炽,荡子思妇变成了狎客妓女,狂嫖豪赌取代了春闺秋怨。一批浪荡的文人,整日流连于歌坊青楼,给歌妓们写一些境界低下词,俚俗艳情泛滥。闺门淫亵、羁旅狎妓之词风靡天下,是以有“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之说,柳永成为这一时期词人的代表。也有一批杰出的词人,他们承继南唐词风,创作闲雅的小令,努力地将词“去俗复雅”,以改变、提高词的境界和品味。

宋初晏殊、欧阳修等人,创作了一些宋词小令,高远疏俊,别具一种雍容富贵的气度。节奏平缓舒徐,语言雅致文丽,显示出一种高雅的文人气质,使宋词趋向于典雅净洁。

宋词“雅化”的进程,正是词逐渐向诗靠拢的一个过程,词人们努力地使词跨越“言志”与“言情”的界限。陆辅之才说:“雅正为尚,仍诗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词”。苏轼“以诗为词”(陈师道),最终成为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刘熙载《艺概》也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苏轼“以诗入词”,把词家的“缘情”与诗人的“言志”有机地结合,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并入词中,从而提高了词的境界与品格。胡寅《酒边词序》称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豪气超乎尘埃之外”;《蕙风词话》称赞曰:“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
刘熙载著《艺概》感概曰:“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东坡的复古,正是使词之诗化,突出“志之所之”,使宋词向唐诗的高远古雅复归。史书评价说,词至东坡,其体始尊。

北宋后期,词人贺铸以比兴入词,使词具有了喻托之意,词的品质进一步得到了提升。他咏荷花之词,“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芳心苦》),借以抒写自己不慕容华、洁身自好、清苦自任、独持节操的品格,使词显出了高雅的气质。

大晟词人周邦彦,可以说是一位婉约的集大成词家,他在北宋词“雅化”的进程中,贡献最大,成就最高。大晟词人将前人诗句融化入词以求博雅,用以来改变词的面貌和气质。他把前贤的雅丽篇章、高雅情趣尽融入词中,使宋词自然脱落掉来自民间的“俚俗之气”,成为一种“雅词”。沈义父《乐府指迷》谈清真词特点时说:“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推敲文法结构以求精雅,追求韵外之旨以示风雅,大晟词人对传统的艳情题材加以改造,追求表达的含蓄化、深沉化,还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用以触动墨客骚人江湖流落、仕途不遇的愁苦之情,使宋词若有寄托、别具象外之意、韵外之旨之韵味。咏物词,是大晟词人追求韵外之旨的代表性作品,《大酺》咏春雨、《兰陵王》咏柳,王灼曾经将它们比作温柔敦厚的《离骚》。大晟词人还注重音韵声律以示醇雅,后来被称之为“格律派”。

xpj娱乐,北宋词至大晟词人,完成了宋词的“雅化”进程,为南宋风雅词的创作,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辛弃疾继承了苏轼豪放旷达的词风,集豪放与婉约之大成,以雄奇开阔的境界,把宋词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实现了思想与艺术的双重开拓和完美结合,成为词史上的一位划时代的词人作家。

辛弃疾以赋的笔法入词,通过多种艺术技巧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词的表现力。他还对词的语言,进行了创新和丰富,呈现出高度的语言艺术。他努力强化词的品格风骨,为词注入了一种阳刚之气,又同时保留了传统温婉曼妙的审美特质,创造出了独具风韵的刚柔并济的新词风,使宋词的艺术风格,呈现出一种瑰丽多姿。如果说苏轼是以诗为词,那么辛弃疾便是以文为词,扩大了宋词的表现方法。辛弃疾还努力地提高语言的表现能力,大量地运用表现力强的口语、俚语入词,变朴为美,呈现出了一种新鲜活泼,化腐朽为神奇。

白石道人姜夔,是在南宋与辛弃疾双峰并峙的另一位词坛的领袖。作为一位清雅的高士,他将词的艺术进一步深化,使传统词体的思想意蕴与艺术表现进一步增强,在豪放词风独盛的南宋,另树一帜,为传统宋词开拓出了一种新的词境,在婉约、豪放之外,别立一宗,开创了一种新的词派――格律词派(亦称骚雅派或风雅派),在词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姜夔有着孤芳自赏的雅士风度,和飘然不群的清高个性。他的词,情调低沉伤感,艺术表现含蓄委婉,其爱情词表现出与传统题材迥然不同的风貌,他用独特的冷色调,来处理炽热的柔情,将恋情雅化,词便显得既深情绵邈,又意境高远。他的咏物词,常将自我人生失意的感慨,与咏物融为一体,使词既形神兼备,空灵蕴藉,又寄托遥深,意蕴丰富。

白石之词,用笔灵动,含蓄蕴藉,清空骚雅,余韵悠长。词人情怀孤洁,常以凄清素洁之物象,营造出一种幽韵冷香的意境。词中多冷月、寒碧、幽香、烟云等诸清冷意象,于空灵之幽韵中,寄寓一种身世之感与怀人之情。

姜夔继承了周邦彦词的炼字琢句为文态度,又将诗法移入词中,使词的语言呈现出一种雅化与刚化趋向。他既用江西诗派的瘦硬之笔,去拯救大晟词人一派的软媚,同时又用晚唐诗的绵邈风神,去拯救豪放词派粗犷的流弊,使宋词的语言变得峭拔凝练,清刚醇雅,并常将词之语言变熟为生,化俗为雅,转实为虚,有传神入微之功。

白石道人精通音律,注重词法,依调填词或自创新调,均格律严密,音节谐婉,其“自制曲”多为因词谱曲,声情并茂,词的音乐美和词人的情感律动,呈现出一种高度的和谐。

宋词的境界之三: 变奏交响曲

澳门新莆京23819com,与唐诗鼎足而立的宋词,呈现出一种太极分两仪之势,以一种交响变奏的复线形式,实现了一种交相辉映的辉煌。柔美的婉约派和阳刚的豪放派,以两种不同的各自独特的品格,宛若金玉两种妙声绝响,此起彼伏,交相辉映,奏出了宋代文学美轮美奂的旷世绝音。

宋词形成的第一个高峰,是婉约瑰丽的高峰。这个高峰,它即不是以柳咏为代表的浪荡文人创立的,也不是由晏殊、欧阳修等宋初小令派典雅文人派创立的,而是由南唐后主李煜,以无与伦比的身世与才能而创立的一种文人抒情词。

李煜虽是南唐后主,但他是跨五代与北宋之人。在南唐,他是皇帝;而到了北宋,则变为了阶下囚。特殊的人生境遇与文学创作高妙的才能,使他在被囚其间,“俯仰身世,所怀万端”,写下了他一系列词的代表作(《虞美人》、《相见欢》、《浪涛沙令》、《子夜歌》等)。由于他的词摆脱了低俗的艳情,用以抒发时世危难、艰辛之困苦,倾诉濒临绝境的郁闷之苦痛,使词体于是由卑变尊。宋代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在她下《词论》中说道:“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曾经权极位尊的李煜,在经历了破国亡家、惨痛之极的变故之后,以其纯真任纵的心灵,深刻地沉湎体悟于人世的无常与悲慨,于是其词作一洗宫体呻吟之词风,以其巨大的艺术感染力,成为北宋之初词坛的空谷足音。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

曾经写过“且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词句,因而得罪了当朝皇帝的柳永,继承了李煜词独特的自我人生内心体验的表达方式,在词中用力描写自我的情感心态、喜怒哀乐,倾泄在仕途挣扎沉浮中的种种苦闷(羁旅行役词),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心灵情感世界。在词的艺术上,他创体、创意、创法,大力地创作慢词,扩大了词的体制,增加了词的内容涵量,从而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为宋词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艺术形式与文本规范。他将赋法移植于词,以此增强了词的表现力。由于他一生都流连于歌坊青楼之间,有“凡有井水饮处,必有柳词”之说,因而他的词大都俗艳软媚,境界低下,遭到了后代诸多词人强烈的斥责。

大晟词人周邦彦,是北宋柔美之婉约的集大成者。他的词,极重音律和法度,按谱填词,审音用字非常严格,分平仄并四声平、上、去、入,使语言字音与曲调旋律的节奏变化完全吻合。他作词下字运意皆有法度,章法结构、句法炼字均精心结撰,从而化俗为雅。他将前人的诗句融化入词,不仅贴切自然,而且显得博学精巧。

李清照可谓是南渡词人婉约派的代表。她的词,独具一家风貌,被后人称为“易安体”。李清照出身于名宦之家,幼时便过目不忘、出语惊人。她一生博览群书,有天才的艺术表现能力,经常用最平常、普通的语言和传神的细节,以俗为雅,化腐朽为神奇,准确地表现出人的复杂微妙的情感心态,具有“清水出芙蓉”般的天然纯净之美。她善于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既有典雅的文人趣味,又有浓烈的生活气息。她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南渡后的晚年,殚精竭虑,编撰了《金石录》一书。有人形容李清照是“
大河百代,众浪齐奔,淘尽万古英雄汉;词苑千载,群芳竞秀,盛开一只(枝)女儿花。”她因文词绝妙,鬼斧神工,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艺术成就最高的女性作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女词人,被尊为婉约立正宗和婉约宗主,当行本色的典范。

与婉约派的柔美妙音合成宏乐交响另一支旋律,是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金石高音的豪放派。

苏轼以雅正的唐诗入词,扩大了词的表现能力,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境界,从而提高了宋词的艺术品位,把宋词堂堂正正地引入了文学殿堂,使词从“艳科”“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朱敦儒在南渡之前,身为一名太平之世的布衣高士,性情清高狂放,词也以超脱尘世、笑傲王侯为主;南渡之后,朱敦儒词的境界遂变,词风沉郁苍凉,忧国伤世,为一代悲凉之音。他的词作也一扫北宋末年绮靡雕琢之习,承东坡豪放派词风,继而自成一家风格,抒情言志,旷达超逸,被称为“朱希真体”。他晚年退隐后,词亦发生了一些变化,多写隐逸生活情趣,风格清旷闲淡。

张元干与朱敦儒为同时代词人,词风妩媚秀雅。南渡之后,他一改婉约的词风,作品变得雄放悲凉,遒劲慷慨,词中洋溢着一股抑塞磊落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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